市場
市場是社會分工和商品生產的產物,哪里有社會分工和商品交換,哪里就有市場。在市場經濟中,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的經濟活動都是在價值規律的自發調節下追求自身的利益,實際上就是根據價格的漲落決定自己的生產和經營活動,因此,價值規律的第一個作用,即自發調節生產資料和勞動在各部門的分配、對資源合理配置起積極的促進作用的同時,也使一些個人或企業由于對全身的利益的過分追求而產生不正當的行為,比如生產和銷售偽劣產品;欺行霸市,擾亂市場秩序;一切向錢看,不講職業道德等。而且價值規律的自發調節還容易引起社會各階層的兩極分化,由此而產生的矛盾將不利于經濟和社會的健康發展。在市場經濟中,市場調節是一種事后調節,即經濟活動參加者是在某種商品供求不平衡導致價格上漲或下跌后才作出擴大或減少這種商品供減的決定的。這樣,從供求不平衡—價格變化—作出決定—到實現供求平衡,必然需要一個長短不同的過程,有一定的時間差。也就是說,市場雖有及時、靈敏的特點,但它不能反映出供需的長期趨勢。當人們競爭相為追求市場上的高價而生產某一產品時,該商品的社會需求可能已經達到飽和點,而商品生產者卻還在那里繼續大量生產,只是到了滯銷引起價格下跌后,才恍然大悟。1、按購買者的購買目的和身份來劃分購買市場——企業在市場上是購買者,購買需要的產品。銷售市場——企業在市場上是銷售者,出售自己的產品。3、按產品或服務供給方的狀況(即市場上的競爭狀況)分5.收益分配——市場通過價格、利率、匯率、稅率等經濟杠桿,對市場上從事交易活動的主體——生產者、消費者、中間商進行收益分配或再分配。比如,某工業品價格上漲時,生產者可以增加收入,但是如果中間商得利很多時,生產者的收入增加并不多。這時,可以通過征收增值稅來進行利益調節。新古典的市場概念除了增加形式上“完美”以外,實質上并沒有給古典理論增加新的思想內涵。也就是說,新古典“完美”的數學模型下的表皮下,依然是古典的自由放任秩序,“新”更是“新”在形式上。而且這種形式上的完美是以犧牲思想上深度為代價的,精美的一般均衡模型武斷地抽象掉了“個人追求滿足私欲的活動促進社會福利”的邏輯支撐。原始市場有:市井。“市”在古代也稱作“市井”。這是因為最初的交易都是在井邊進行的。《史記正義》寫道:“古者相聚汲水,有物便賣,因成市,故日‘市井’。”古時在尚未修建正式市場之前,常是“因井為市”的。這樣作有兩點好處,一是解決商人、牲畜用水之便,二是可以洗滌商品。《風俗通》云:“于井上洗滌,令香潔。”后來,陜西省城鎮附近,均設有井讓商人飲馬之用。古時的這一遺風一直延續了下來。直到解放前,仍能在鄉鎮中見到。“市井”一詞也一直沿用至今。周朝的正式市場中,每日的交易活動分三次舉行:“朝市”在早晨,“大市”在午后,“夕市”在傍晚。參加夕市貿易的,都是小商小販。市場設有門。進入市門交易,叫“市入”,市入之時,有小吏執鞭守于門口,以維護市入秩序。市場的各個貿易地點,叫作“肆”。同一市場中,按照不同的經營品種,設若干個肆。市內設有存儲貨物的屋舍,叫“廛”,也就是后世的棧房。廛都是官府建造的,所以商人存入商品必須納稅,叫“廛布”(布,貨幣)。貿易時用的券契,叫“質劑”。其中長券叫“質”,用來購買牛馬等商品。短券叫“劑”,用以購置兵器及珍異之物。大市使用“質”,小市則用“劑”。市場官員發表的命令,叫“市令”。商人必須遵守市令,否則會遭到處罰。處罰的方式之一是罰款,叫“罰市”。市場既是商品交易的處所,也是政府處決罪犯的刑場。劊子手殺死罪犯后,將其尸體橫陳示眾,叫作“棄市”。市場是“市井小人”的活動場所,又是刑場,所以政府不準達官貴人隨便進入市場。進入者要遭受處罰。《周禮·地官》寫道:“夫人過市,罰一幕;世子過市,罰一帟;命夫過市,罰一蓋;命婦過市,罰一帷。”之所以要這樣做,是為了“別尊卑”(鄭康成語),也就是為了維護這些人的身份。市井(漢代畫像石墓本)西漢時,全國有六大商業城市,而以國都長安為首。它依靠水陸商路的便利與全國其它著名商市,如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聯系,形成一個全國性的商業網。司馬遷說:“關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可以想見,長安城更是財富集中,物質殷闐。長安的商業區,主要分布在九市。其中有名可考的有七市,即西市、柳市、東市、孝里市、直市(因物價無二,故以“直市”為名)、交門市、交道亭市。九市平面皆為方形。各方266步。諸市都建有圍墻,叫“闐”,其門稱為“A”。市內有十字形通道,叫作“隧”。隧兩側是“列肆”,也叫“市列”,即陳列商品的建筑物。肆分別成行,井然有序。列肆的后面,挨著市墻,建有堆放貨物的店,叫做“邸舍”,就是周朝的“廛”。商人們只要是在市中營業的,都要登記入冊,叫作“市籍”。取得市籍的人,得向官府繳納“市租”。市的管理機構設在“旗亭”(也叫“市樓”)上。從東漢張衡《西京賦》描寫的“郭開九市,通闃帶闃。旗亭五重,俯察百隧”的情形看,九市的建筑都很壯觀。《史記·貨殖列傳》載,當時市場上流通的商品有以下幾類:一、農產品,有糧食、新鮮蔬菜(如韭菜、姜)、干菜等;二、林產品,有原木、竹竿、木柴、水果(如橘及山野雜果)、干果(栗)等;三、畜產品,有牛、羊、豬肉、牛皮、羊皮、豬皮、牲畜的角和筋;四、漁業產品,有鮮魚、大干魚、小雜魚;五、副業產品,有豆醬、酒、漿(酸性飲料)、帛、絮(絲棉)、毛織品、狐皮等;六、手工業產品,如牛車、軺車、漆器、銅器、鐵器、旃席、木器等;七、礦產品,如丹砂。此外,還有作為勞動力被買賣的奴婢。《鹽鐵論·散不足》列舉了長安市上許多熟食的名目:楊豚韭卵、狗膪馬腹、煎魚切肝、羊淹雞寒、擱馬酪酒、蹇捕胃脯,靦羔豆賜、彀膠雁羹、自鮑甘瓠、熱粱和炙。長安市中還有算卦先生賣卜。《史記·日者列傳》中,記載了西漢初年,賈誼等人去東市走訪賣卜者司馬季主的故事。市肆又是行刑之處。據《漢書》記載,漢景帝時,御史大夫晁錯身穿朝衣被斬于東市,“父母妻子同產(同母兄弟)無少長皆棄市”。后來,“東市朝衣”成為典故,專指大臣之被殺戮。除了九市以外,長安還有一些比較小的市場。例如,太學諸生于每月朔望時,在太學附近的槐樹林中聚會,交易各人帶來的本郡物產及經傳、書籍、笙磬樂器等,叫“槐市”。關中一帶,通過經商致富的人很多。有些是憑放高利貸或囤積居奇發財的,也有靠賣漿、賣胃脯暴富的。當時民諺云:“以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在以商致富的社會風氣誘使下,不少農民離開田地,來到城市做生意。形成了“稼穡之民少,商旅之民多,谷不熟而貨有余”的反常現象。兩漢期間,橫貫歐洲和東亞的“絲稠之路”逐漸暢通。外國貢使和商人絡繹不絕地來到長安。他們帶來自己的特產,換取中國的貨物,這些人都住在長安藁街的蠻夷邸。蠻夷邸歸屬一個外交兼商務的大官,即大鴻臚掌管。1.市和坊的界限被打破,經營時間限制也被打破。交易活動不再受官府的直接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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